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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动庄严的艺术时代——写意传神的两宋人物画

2020-07-24 14:34:061230
内容摘要:相对于步入鼎盛的山水画、花鸟画来讲,两宋时期的人物画似乎并未受到瞩目。郭若虚就在《图画见闻志》中写道,“若论佛道人物、仕女牛马,则近不及古;若论山水林石、花竹禽鱼,则古不及近”。然而,在宋代崇文重儒的局面下,士人阶层将其志趣注入艺术创作中,实则使人物画在前朝工细劲健、以形写神的基......

相对于步入鼎盛的山水画、花鸟画来讲,两宋时期的人物画似乎并未受到瞩目。郭若虚就在《图画见闻志》中写道,“若论佛道人物、仕女牛马,则近不及古;若论山水林石、花竹禽鱼,则古不及近”。然而,在宋代崇文重儒的局面下,士人阶层将其志趣注入艺术创作中,实则使人物画在前朝工细劲健、以形写神的基础上,发展出削繁就简、写意传神的新特征。

北宋画家李公麟可谓宋代人物画之领袖,同时也是文人画的实践者。其《免胄图》《维摩诘图》等白描作品,一改典雅清贵的院体风格,藉由纯粹的墨线,细致刻画古代贤人的姿态与神韵。他还注重对画面场景的建构,使人物周遭环境恰如其内心世界的呈现。南宋画家梁楷取法李公麟白描画之简素,并进一步削减写形的线条,最终形成极具个性的“减笔画”。画中用墨看似信手挥洒、未经思索,实则简率干练、笔笔精到。其《泼墨仙人图》全然以湿笔点染而成,仅在细部略加勾勒,却自然流露出仙人的气质,彰显着画家的深厚功底与创新观念。由此,“以形写神”的传统绘画理念被超越,写意之风发展至新高度。

同时期的绘画理论,亦传达着重神胜于重形的审美取向。苏轼在对比吴道子、王维二人画作时写道,“吴生虽妙绝,犹以画工论。摩诘得之以象外,有如仙翮谢笼樊”。在他眼中,“画圣”吴道子尽管有高明的画技,却未能创造超越物象本身的精神境界,是故逊于王维。南宋陈郁也曾指出,“写形不难,写心唯难”。认为外形乃至神情的肖似都在其次,表现个体特有精神品格才是人物画的核心。文人阶层开始成为艺术话语权的掌控者,为美术实践的革新增添推动力。

当然,对写意传神的追求,与基本的写实性并不违背。唐五代以来忠实描绘人物形象的习惯,在两宋也依然广泛地延续,从大量色彩生动、细节丰富的院体画、风俗画之中可见一斑。伴随理学的兴起,即便重神、重意的士大夫,也热衷于着眼画面细部,评判其是否符合现实情理,为探索客观规律的过程增添情趣。岳珂《桯史》中便记载,苏轼曾观李公麟《贤己图》,指出画中张口人物是以闽音呼“六”的故实。可见人物画中,亦渗透着士人阶层对生活的体察。但其目的并非刻板地再现现实,而是凭借细节,折射出不同阶层与背景下的人格特质。

整体来看,两宋人物画的主题较之前代大为丰富。其落脚点不再局限于“明劝戒,著升沉”的教化功能,更延伸至现实世界与世俗生活。在文人画思潮影响下,塑造人物神韵、画面意境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。画家也不单纯满足于高超造型技巧的培养,开始在既有程式之外,自由进行个性化笔墨的探索。一些名家发展出具有个人特色的画法,写意之风也日趋成熟。从此,一种更为随性率直的艺术语言于画坛流布开来,对元明清的人物画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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